程毅中著《宋元话本》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审稿意见

程毅中与共事李岩（左）、徐俊（右）在一说念。

【环球】

学东说念主小传

程毅中（1930—2024），江苏苏州东说念主。裁剪家、文体史家，中央文史考虑馆馆员。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汉文系。1955年毕业，到西安任教。1957年回北京大学汉文系读考虑生。1958年12月，提前分拨参预中华书局。曾任中华书局副总裁剪。主理整理《王船山诗文集》《海瑞集》《徐渭集》等，操办组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金元词》《元诗选》《明文海》《全清词钞》《词话丛编》《古本演义丛刊》以及“中国古典文体基本丛书”“古演义丛刊”“明清外传选刊”等。古籍整理著述有《隋唐美谈》《玄怪录》《续玄怪录》《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宣和遗事校注》等，撰有《宋元话本》《古演义简目》《古体演义论要》《近体演义论要》等专著。

2024年新年起原，程毅中先生就经验了一场手术。听到这一突发状态，我心急如焚，恨不得偶然赶到病院探视。两次打电话到程府，先生季子有度兄回话，先新手术获胜，但体弱昏厥，要过几日方宜见客。先生大令郎有庆兄亦回电安抚，胪陈手术经过，以及收复情况，我的焦急稍得缓解，只可在发怵中耐性恭候。直到2月1日，我终于不错去病房见先生了。一碰面，先生被轻轻叫醒，坐窝面露喜色，昭着精神已大好，仅仅仍嗜睡乏力。先生抬手有对峙之意，张口欲有所言，声气眇小，竟未能遂愿。我知此时不宜万古惊扰，安危事后，乃与先生家东说念主相约，过几日出院后再到家中问安。我昼夜苦等，祈愿下次碰面的日子趁早驾临，不料等来的，却是3月22日凌晨先生溘然在世的死讯。

我合计程先生素来硬朗，九十岁后仍可健步游莲花池，这次投诚不错战胜目前小厄。故初听死讯，险些不敢信赖。若依传统的虚岁计，程先生已属九十五岁乐龄。古东说念主云“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豆蔻年华，已是常东说念主企及的寿限。每念及此，我心稍安。然数十年相知相亲岁月，数十年肝胆披沥的神气，滴滴在心，一切犹在目前，焉能陡然割舍忘却，立成安澜？呜呼，痛哉！

一

我和程先生初识于1968年，那年我从北大汉文系古典文件专科毕业，被分拨到中华书局责任。是年8月报到，年底前就奔赴部队农场查考。农场回来，稍事整顿，又下放到“五七”干校，1973年才抽召回京上班。此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已合署办公，中华书局的业务主若是重启之前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我未能参预校史的部队，只可在“二组”（共分四个裁剪组）打杂，作念些当令而动的裁剪事务。这时程先生也已从干校召回，同在“二组”。咱们虽说已是老熟东说念主，但单干不同，责任上一先锋无错杂。不外东方不亮西方亮，咱们同住翠微路二号院，比邻而居，回到家当然会有所往来。谨记某次程先生家有老同学白化文先生来访，我应邀一说念聚谈。白先生博物多闻，颇善交际，海阔天外，畅聊尽兴，自此以后，我与程先生便也抛却矜持，成了半师半友、空谈无碍的相知。

1979年8月，中华、商务分家，各自收复孤立建制。不久后，程先生出任中华书局文体裁剪室主任，我有幸成为其麾下一卒。尔后在先生率领下，忻悦与烦扰，皆有故事，无法细说，只可略举一二。

1980年龄首，宇宙二十几所高校，在山东泰安举办编写古典文体课本的筹商会，邀请中华书局文体室率领与会，先生命我与之偕行。这是我入裁剪行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相当兴奋，处处介意不雅察。会上，先生款待端庄，待东说念主以谦，遇有筹商，侃侃而谈，洋洋万言，一些忽视颇为同说念称赏。会下，身边时时有东说念主攀谈请问，先生亦趁机了解各校学术考虑情况，趁机严慎约稿，谨记《王粲集》和《玉台新咏》的整理等于此时商定的。通过这次学术会议，我近距离感受了先生的学术实力和外交上的亲和力，大受震憾，印象深化，心想今后当裁剪，就该学习先生，让我方酿成学术各人，同期成为学术同说念的知己一又友。

程先生主理文体室责任之初，先是清算“文革”前旧稿，络续完成未了之事，追溯老中华过去责任，同期制定新的出版筹划，合理安排裁剪力量。今天已号称中华书局经典文籍的“中国古典文体基本丛书”“古演义丛刊”， 福建奥斯福电力系统有限公司以及文体总集、贵寓汇编等系列名目筹划， 企业-南美恒粮食有限公司其基础都是那时奠定的。在拟定“古演义丛刊”筹划时， 企业-维客艺坚果有限公司我得知先生撰有古代文言演义总目次成稿，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汇星贸易有限公司即刻向他约稿，乐清市天逸电器有限公司催促早日交稿出版，以交流“古演义丛刊”筹划获胜落地。先生总说还要补订，不肯仓促问世。交稿时，他坚持使用《古演义简目》之名，以示草创未周，犹待修润之意。其实这本书在“文革”后不久，百废待兴时出版，对厘清古演义考虑鸿沟，考据古演义版块流传，助益多多。另外，先生还在那一期间主理影印出版了两种《文选》善本，先是清胡克家刻李善注断句本，继而是南宋尤袤刻李善注本，二书皆写有颇具专题考虑重量的出版讲明，在《文选》版块学考虑鸿沟激勉无为影响，促进了中国《文选》学考虑的复兴。就我个东说念主而言，也因为参与过二书出版的相关事宜，有趣有趣所至，初始投身《文选》学考虑，千里浸日久，乃至自后竟能滥竽中国《文选》学考虑会会长之名，这一切皆要拜程先生当初卓有收效的责任功绩所赐。

二

追溯旧事，最让东说念主铭记心骨，感触系之的故事，虽然是在程先生推动和饱读舞下，我的古籍裁剪生存，从无知到醒觉，握住成长的一段经验。

我接办的第一部古籍整理稿，是逯钦立先生断断续续花消数十年心血完成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该稿是一部典型的古籍整理著述，不仅卷帙繁多，且整理口头极强大，举凡标点、校勘、辑佚、考据，兼容并蓄。我乍看到厚及尺余的书稿，渺茫不知从何下手，难免心生狂躁，面露难色。先生恐有察觉，于是先让我安下心来，翻翻稿件，摈弃忧虑，随后几天，一一涵养审读本事和条件，诸如先参看文体总集其他规范，弄清此稿所据蓝本，分析整理体例是否适当，有无留传问题，等等。先生所指旅途分明，条件亦甚严格，溜冰一如当头一棒，令我顿时澄清，茅塞打开。我硬着头皮读全都稿，似觉见解了很多，上交审读意见时，又想阐扬一下，竟不知浅深，胡乱提了不少修转变议。程先生投诚我审稿细腻，对修改意见则多有否决，并介意请示我，审稿亦然学习经过，要谦恭，要尊重作家的做事，切忌妄作评判，未得作家授权，尤不行轻改原稿。审稿期间，我与作家方的商量信函，程先生也时有改笔，措辞条件抒发准确、彬彬有礼。有幸遇上这种以用心指导后进为己任的前辈导师，若不想进步，轻言摒弃，不亦难乎？文体室成员，极端是我等晚学，说到稿件处置中的旧事，莫不有此同感。好在经验此番棒喝捶打，我接下来处置《陶渊明集》《拾获记校注》等稿件时，竟仿佛有一点庖丁解牛的嗅觉，想来真实有了些前途。

1981年，程先生晋升为中华书局副总裁剪，我随后被委任接替他在文体裁剪室的责任，再自后又转入国度古籍整理出版筹划小组办公室作念主任，在中华书局责任到退休。一齐走来，20世纪80年代向程先生请益最多，受教最深。正是阿谁期间的严格裁剪业务浸礼，使我受到了裁剪职业说念德的发蒙，古籍裁剪能力的提高，也才有了与中华书局长相厮守，为古籍整理出版行状尽一份力的决心和信心。由小及大，我的个例，或者也能反衬出程先生喜爱中华书局，喜爱古籍整理行状，不仅自甘为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行状奉献毕生，而况自愿承担起培养后进的连累，为中华书局的可持续发展用心勉力。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三

当今程先生已是一个历史东说念主物，要评价先生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仅以上述孤例，远不及以彰显先生一世奋斗、缄默付出的本色预想。如果商量中华书局的发展史来看，则程先生的一世，无论是责任功绩，职业操守，已经培养后进的历史连累心，都忽闪出防范的光彩。

1952年，中华书局由沪迁京，初时出版涉足农业、财经，1957年后欲复归古籍，却发现专科裁剪匮乏，急需补充簇新血液。时任总司理金灿然同道求贤若渴，广揽东说念主才。其时从商务印书馆引进的有赵守俨、傅璇琮等东说念主，从北大引进的有褚斌杰、李想敬、沈周密等东说念主，程先生是1958年年底参预中华书局的。恰正是这一批青丁壮才俊，加上稍后连接进局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谢方、赵诚等东说念主，与老一代裁剪一说念，共同首创了中华书局发展的新时势。及至20世纪60年代，北大古典文件专科培养的学生连接到来时，程先生一辈东说念主早已成为中华书局的主心骨，自后者又在他们的帮扶下繁荣成长，老中青共谋发展，这才有了八九十年代的荣华表象。从这个角度说，以程先生为代表的一辈东说念主，正是中华书局历史上继往开来的中坚力量。

如果再从国度古籍整理出版行状的高度来看问题，程先生1958年进中华书局，1992年荣休，他在任的这几十年，正是新中国古籍整理行状大发展的关节期间。所谓关节，换言之等于历史的节点，发展的机遇。上头已提到中华书局迁京后，领先几年，出版很杂，既阑珊结伙筹划，又清寒专科东说念主才，举步维艰，急需国度层面的指导和支撑。1958年，国务院寥落成立古籍整理出版筹划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通知长王人燕铭同道任组长，成立古籍整理出版的大政方针，编制持久出版筹划，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办古典文件专科，培养古籍整理的后继东说念主才。与此同期，中华书局被笃定为专科古籍出版社，兼古籍小组的做事机构。这为古籍整理行状的发展指明了标的，给足了策略和能源。程先生及之后连接引进的一批后生才俊，在这一历史机遇期，奋斗有为作孝敬，承上启下育新东说念主，使中华书局这家老字号再行欢乐活力，古籍文籍出版大放异彩。诸如《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永乐大典》《文苑英华》之类紧迫典籍，连接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一事，也在此时筹措施行。据此而论，程先生这一辈东说念主，既是中华书局由衰而兴的历史亲历者、见证者，又是身处一线的创造者、开导者，理当载诸汗青，大书一笔。

矫正绽放后，党中央高度和蔼民族文化遗产的接受和古籍整理责任问题，中华书局的发展也随即迎来第二个紧迫节点。1981年3月，中华书局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东说念主民文体出版社古典文体部漫谈，共商统筹筹划，协同发展议题。是年5月到7月，联系责任主说念主员数次到中华书局传达陈云同道对古籍整理出版责任的指令，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对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令》，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故国珍惜的文化遗产接受下来，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责任。”12月，国务院决定收相沿籍整理出版筹划小组，由李一氓同道任组长。1982年3月，新一届古籍小组召开举座会议，制定了新的持久整理出版筹划。这次古籍会议，中华书局任重道远，尤其在古籍整理出版筹划的制定方面，阐扬了相助全局的主导作用，而程先生当作新一届古籍小组率领成员，当作中华书局副总裁剪，在其后直至退休十数年间，尽责尽责，老而弥坚，对责任永恒坚持高尺度、严条件，对晚学仍然充满关爱，全力帮扶，一切尽可想见，毋须费辞。

程先生1992年退休，1995年受聘为中央文史考虑馆馆员。在新的岗亭上，程先生仍时刻不忘古籍整理出版行状，从古籍数字化责任到《古本戏曲丛刊》全集出版，他都积极建言献计。中华书局的发展，乃至新中国古籍整理行状的发展，无不留有程先生的踪影。

早年读《礼记·檀弓》上篇云：“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兰摧玉折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兰摧玉折，则吾将安放？’”书空咄咄，心有戚戚焉。而今文星坠落，程先生西行，敢以子贡之忧、子贡之痛、子贡之问以叩天穹：“兰摧玉折，则吾将安放？”目送程夫子鹤驾渐渐而去，不禁泣下如雨。

（作家：许逸民，系中华书局编审、原国度古籍整理出版筹划小组办公室主任）

（本疆域片均由中华书局提供）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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